陈东东 陈湘湘 陈芳芳 陈士茅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一个多月，但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们脑海中萦绕．下面闪过的是与东莞有关的一些片段，反映的是他热爱故土、关心家乡建设的赤子之心。

一

父亲1914年9月生于香港，是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篁村袁屋边人，1920年先是在香港的私塾念小学，后在一私立英文学校学英语。时年虽幼，但天资聪敏。当时他随哥哥在香港同一所私塾念书。开始他哥三天背一篇古文，他跟着；很快他一天背一篇；接着，一天三篇；再后，七、八天就背完了整本书，他已没书可读，先生又找来了四书五经，论语诗经……。要不了几天，又都被他熟读背．到后来，老师把他手头存有的一些古文、善书也拿来要求他背诵．又被一一背完。先生没办法，对他说：“我教不了你了，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你还是转学吧”。他的母亲遂把他送回东莞，进入县立第一小学五年级，小学没毕业．即以同等学历考入东莞中学（简称莞中，下同） 1932年初中毕业，他代表莞中参加全省会考，获全省第一名，在刚建成不久的中山纪念堂由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长谢瀛洲颁发了一面银质奖牌，上书“褎然居首”四个大字，并刻有“奖给金省会考第一名陈成昌（这是父亲当时的名字）”题记。

为此，1992年8月15日，在莞中建校90周年纪念日，父亲为母校题诗一首，表达了六十一年前得奖的心情及对东莞新风貌的赞美与期待：

褎然居首

树木树人九十秋，

旗峰莞水竞风流。

褎然居首冠南粤，

英才辈出播神州。

源远流长枝叶茂，

继往开来壮志酬。

喜看乡梓翻新貌，

赶超龙虎争上游。

句中“龙”指亚洲“四小龙”；“虎”指珠三角“四小虎”

2002年东莞中学百年校庆之时，父亲又为母校提供有关资料、题词与捐款（东莞中学校友总会广州分会理事会编的《百年校庆捐款纪念册》里有记载）。并写信给当时校友会广州分会的负责人之一——袁达源（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同志，表明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与态度。信的全文如下：

达源同志：

寄来莞中校友会广州分会简报，早巳收到，因病未能即复，至以为歉！

母校百年大庆，何校长及有关领导和校庆筹备办的有关同志分别曾到我家，详谈数次，并取去有关资料及题词等。

接到你们寄来简报，始知分会活动情况。我赞同为徐（名：夔飏，原莞中第一任校长、校监——编者注）、蒋（名：光鼐，莞中早期校友、抗日将军——编者注）、容（名：庚，莞中早期校友、中山大学教授——编者注）三位立像，并拟捐助壹仟元，现6月底截止期已过。不知你们目前有何安排？盼来信告知或打电话给我的秘书钟晋杰同志（因我的耳朵有点聋），他的手机号（此处略——编者注）。

你们原定捐款办法，深圳为徐，广州为蒋，是否打算东莞为容？我原来有一个想法：总的名义既然为三人捐助，倒不如一起将捐款统交“莞中校庆筹委会”请他们统筹兼顾，统一办理力三人塑像。这样，每个同学的捐款都是为三人，而不是为一人，避免不必要的厚此薄彼的矛盾（既然集体已作决定，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我的捐款或从邮寄袁达源同志，或由我的秘书送去，或直交筹委会办公室来过我家的同志？

此复祝安！

陈越平2002年8月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父亲对母校的特殊感情。正是这年，88岁高龄的父亲还风尘仆仆地亲临莞中百年校庆庆典现场。

二

在莞中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十七八岁，任学生会学术部长，并参加排球、篮球校队。正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生们结队上街进行宣传、募捐、教唱爱国歌曲等活动，有的班级还出版油印刊物。父亲那个班出版的油印刊物名叫《光芒》，父亲在该刊发表的文章，已开始流露出爱国、救亡、抗日的思想情感。如在一篇祝贺班会成立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当这小小的班会成立的当儿，灭亡的急流已冲破太平洋西岸的堤坝，难道我们还能沉默着吗？起来，思想革命化，行动纪律化，拯救这垂危的华夏，使远东开放自由之花”。当时的校长罗瑶、语文老师向拱辰，都是一些进步的老师，他们在校歌中也有这样的词句：“愿吾同志，努力革命，争我学校之荣光”。可以说，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后来的东北义勇军，对当时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整一代人进行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为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三

父亲的弟弟陈荣业1920年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任分队长。1941年初任中共东莞水乡区委委员，是东江纵队战士，1942年7月，中共东莞一线前线县委会在万江古屋村成立，机关皖后设在厚街、莞城，书记黄庄平，组织部长古道（11月古道调走，由方定接柱），宣传部长祁烽。下属党组织有：大岭山区委，辖大岭山连平一带，书记李植光；杨西区委，辖杨西一带，书记黄华（黄国伟）；厚街区委，辖厚街、桥头、双岗、河田、涌口、沙塘，书记王永祥；太平区委，辖宝太线一带，书记庚桂生；水乡区委，辖中堂、望牛墩、道滘、麻涌、高埗、万江等，机关设在泗涌村，钟育民、邱林、陈荣业先后任书记。何等平（当时在莞中时陈荣业的同班同学，后为华农教授）等回忆说：“我们同校有14位同学参加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后来先后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都是受陈荣业的影响，因为陈是青年同学的核心”。1945年9月，25岁的陈荣业为革命献身，鲜血洒在东莞的土地上，1957年经东莞县人委追认为革命烈士，至今老家祖屋门前还挂有“军属光荣”牌匾，1972年至1986年父亲多次和母亲吴刚，有时还带孙子到他弟弟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查访与悼念，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四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很关心东莞的教育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多次为东莞学校题字。1995年元月东莞篁村中学落成志庆时，他的题字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寄托了他对家乡教育事业及革命后代的深情厚意。

1996年出版了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篁村区袁屋边支部联合编写，被列入广东党史资料丛书的《东纵在袁屋边——东莞袁屋边抗日斗争史料》一书。该书后记中写道“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先烈，让子孙后代毋忘那艰苦的岁月，以弘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原省顾委副主任陈越平的倡议下，我们编写了《东纵在袁屋边》一书。”这本书父亲是编审，他为此书写了“开头语”、书写了书名“东纵在袁屋边”，还亲笔写了纪念他弟弟的文章——《陈荣业烈士传略》，可见，当时81岁的父亲为此有意义的事，花了不少心血。

五

父亲与王匡、黄庄平既是同乡：父亲是东莞市南城区篁村袁屋边人，王匡是东莞市虎门镇人，黄庄平是东莞市石排镇沙角村人；又是宣传战线同行：在六、七十年代，父亲任过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委员、省监委员；王匡任过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黄庄平任过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这样，在广东省的三级党委宣传部部长都是东莞人当了，难怪有人说：“东莞是出宣传部长的地方”。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父亲2010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志同道合超越半世纪》，写的是与王匡的关系，他写到：“我和王匡同志相知相交六七十个年头，从意气风发，风华正茂十五、六岁的同学少年，到2003年12月他因病去世，我们是同乡、同学，更是同志和战友。”他把与王匡的友情分五个阶段：“（一）中学时代，1929-1932年我考入广东省东莞县立中学念初中，王匡比我小三岁。那时他叫王卓培，我名陈成昌。他来莞中比我稍晚些；但他连初中带高中都在莞中念书，到1937年才离校。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一代年青人的（下转第25页）（上接第52页）爱国热忱，我和王匡都是学校里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王匡当年的爱国热情与思想觉悟，至今为莞中师生所称道。（二）延安时代，1941年，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几经周折，三度入学（广州中大高中部，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三度被校方开除，最后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到了延安，才发现王匡同志早我三年，于1937年底就到延安了，很可能当初在莞中他就找到了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三）广东五十年，1952年9月，平原省撤销，华北局原来已决定分配我到天津工作。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中共华南分局工作的王匡，极力向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陶铸同志再三推荐，终于说动了陶铸同志向华北局开口要人。几经周折，最后获华北局同意调我入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回到阔别近20年的家乡，风尘仆仆，当年王匡夫妇的家就成为我们到广州的第一个接待处和落脚点。（四）劫后余生初衷不改，‘文革’十年浩劫过后，1976年王匡到北京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他利用国家出版局的工作条件，大量出版了三十多种中外名著，打破了市面上十年书荒的局面。有意思的是，据广东省委有同志当时跟我谈，王匡调离国家出版局时，曾推荐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当时是广东省委提意见把我留下。（五）离休以后，1987年后王匡回到广州，我在1985年后也已从省顾委副主任退到只担任一些名誉职位。巧得很，王匡家和我家搬到省委同一栋楼，王匡一家住2楼，我一家住4楼。大家都有闲暇了，来往更频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王匡同志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情怀，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以上的事情抒发了父亲的乡情、亲情、同志情、战友情、师生情、同事情、朋友情……，这情那情，都是健康向上的、充满厚爱的父亲的东莞情怀。

父亲逝世后，他的东莞情结牵动着我们四兄妹的心，也牵动着熟悉他的东莞人和关心他与东莞事业发展的人的心。

（由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和文史委员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