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赞猷，东莞万江人，生于1930年9月，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教授。毛赞猷教授在北大工作了四十多年，在教学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大多数已成为各地地图学、遥感应用的骨干。他个人在遥感科研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90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本期选登毛赞猷教授的一篇回忆文章。

考古见习

■毛赞猷

1955年到1958年，学校给我的任务是为历史系考古专业开考古测量课程。从头学考古困难，见习考古总会对教学有帮助，通过几年的备课，我还找到了从考古通向遥感之路。

裴文中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古人类与古脊椎学大师，我有幸在1956年七八月间追随裴文中进行内蒙古昭乌达盟田野考古作业，北大的学生领队是吕遵谔先生。

先说吕遵谔吧，他比我早一年进入北大任教，住在健斋，后来这个健斋改名帕卡德公寓，泰国诗琳通公主来校进修就住在那里。我住在全斋，现在是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当年吕遵谔和我时有往来，他领队，我和其他教师一起进行田野测量作业。

考古专业的学生名字我都记不清了，只有严文明和我们生活与共，至今记忆犹新。严文明先生毕业后留校，于先秦考古、聚落考古著述尤丰，后任考古系主任，是北大的资深教授。

从北京到昭乌达盟首府赤峰，不像现在坐一个小时飞机可以到达，那时我们是坐火车硬座先到锦州，再从锦州住一晚以后坐上客货两用闷罐车经叶柏寿、北票，用两天时间到达赤峰。我们在锦州第一次见到满目弹痕的锦州城墙，由于实行统购统销粮食政策，锦州市场萧条。我们买到少量的主食，收获了几篓锦州小菜。锦州小菜就是北方的酱菜，里面混杂了一些虾米、海蜇丝，但是大盐粒也同样的多，而坐在闷罐车上是不供应饮食的。

裴文中先生的行旅是很有特色的，他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给他配备一位随行人员，不管住多“高级”的招待所，随行人员都为他在炕上架着帆布床睡觉。我们偷笑说，他是给臭虫弄怕了。我们跑野外归来，可以看到随行人员端着满盆的鲫鱼。原来裴老（其实那时他才五十岁出头）喜欢钓鱼，趁休息之便他去钓鱼，还怨内蒙古的鲫鱼笨（当地人很少吃鱼），两个鱼钩下去，便有两条鲫鱼上钩。我们随着裴老跑野外，在公路旁他指认了两块有点残缺的石斧，告诉我们这是旧石器时代产品，但又随手扔掉了。他告诫我们，考古讲究“出土”，每件出土文物都应注明产地产状，“你能注明它的产地是马路边吗？”

赤峰，意即红山，红色砂岩丘陵地。在赤峰的考古调查就是在红山前（南坡）、红山后（北坡）进行古人类及细石器的调查研究。红山前的细石器调查是登记每一个坑位的地址，并填在地形图上。红山后坡地有大量的石棺葬，我们要用大平板仪测量位置。石棺葬是先民对逝者的尊重，由八到十几块红石板架成棺材，其方位大都一个朝向。当年我们开棺测量的石棺，除骸骨外并没有金银财宝。也发现有瓮棺，是埋葬儿童的。那几天我们测量者忙于作业，上交图纸后没有学到更多考古知识。裴文中先生在赤峰期间为官员、教师作了两次报告，使我对红山文化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下一步是调查具有丰富细石器文化层的林西地区了。林西在赤峰以北四百里，途经翁牛特旗的乌丹、西拉木伦河（若干年后才架设了巴林桥）。由于我们的队伍太“庞大”了，一辆客车容不下整个考察队伍和笨重的大平板仪装备，因此我们几个测量队员也不必紧跟队伍。但严文明被队里安排陪同我们坐着通向林西的运粮马车队逶迤上路，一行包括了历史系严文明和刘振伟、地质地理系范心圻和我四人。

我们坐的是运粮马车，坐在满袋粮食的车顶上像坐在滚圆的石块上一样。一路上只能是坐坐走走，更严重的是那时刚开始统购统销，还没使用上粮票，沿路没有一间饭馆。刘振伟自作主张，跑到村里用4元钱收购了100个鸡蛋请村民煮熟，就着小包盐巴，我们吃着鸡蛋度过四天半的旅程。

晚上我们是住在大车店里，是人畜同居的宽敞大炕。我们的行装是用油布包得像裹蒸粽那样的，赶车的师傅告诉我们，睡觉不要打开行装。入夜，果然“坦克车”—— 臭虫来了，沿着炕沿爬来，这些臭虫是急着赶路，直接从房梁上掉下来的，因为它们难得闻到肉香啊！

粮车队要过西拉木伦河了。当时通衢大道没有高架的桥梁，幸亏那年是天旱，过河床时不得不聚拢了几匹马才拉着粮车渡过了河。

林西县在林东（巴林左旗）之西，是周围各旗（查不出蒙古地名）的一个县治。从黑龙江起经林西南下到了赤峰，是北方细石器文化与南方彩陶文化的交汇点，所以林西是纯细石器文化的产地，难得的田野实习地点，不可不去。

林西在浑善达克沙地的东沿，细石器产地大多在沙窝子的边缘。在距离县城西南五里地，我们就可以发现大量的细石器，还有大型打制石器——石磨盘、石磨棒，散布在沙堆一带。这样的分布特点，使我们用大平板仪测量也无能为力。

裴文中先生是有心人，他希望拿到一份完整的羊骨架，所以提出要请全队吃全羊。这一天，学生们在沙窝子旁边努力挖掘，那边厢当地干部早已架好大锅，用6元钱向牧民买到一只肥羊，准备水煮肥羊、手扒羊肉。裴老关照大家，吃干净了羊肉要留下骨头给他。谁知嘴馋的人为了吃羊脚上的肉，把四只脚投入灶膛中烤焦了，羊脚被砍断了也残缺不全。裴老大度地说，算了，那些骨头我也不要了。

再说说苏秉琦先生，他是北大考古事业的领路人，促成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文物局共同吁请北大成立考古专业。他领衔教研室主任，宿白先生是教研室秘书、副主任。在制定五年制的教学计划中引入多项技术教育，他审查考古测量的教学计划，以学习为名和我一起在校园内练习使用测角仪器。

1957年夏天，苏老在洛阳涧村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考古。洛阳可谓满地是宝，从涧村通向市区开挖的公路（后来称为中州中路）下面，古墓葬成群。我们驻扎在涧村的遗址（后来建成王城公园）。当年城市基建还没有向文物部门报批的制度，抢救遗存便是当务之急。苏老让我在实践中备课，教导我对城市建设中的考古测量应如何编入教案。

大科学家远不是只钻书本不求文艺生活的，如钱学森之爱好音乐，苏秉琦先生亦如是。有一天他告诉我，晚上一起去看马金凤的豫剧。从涧村步行到城里看剧，一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基，至少需要走一个半小时，看完还要打着手电往回走。剧情本身不是考古学家在意的，重点在于在河南省看名角的豫剧，是一种艺术享受，也是对科学见解的陶冶，二者相得益彰。

我还在北大考古教研室支持下，展开对郑州二里岗古城址的测量和对安阳小屯村的实地考察，这对我的考古测量教学都很有帮助。而且在备课参考国外文献过程中，航空相片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影响我的后半生。

人们会有这样的经验：农田经过雨水渗透，颜色变深，而墙基是夯实的，等量的雨水渗透后，夯土的颜色较浅。在空中俯视时，土下的墙基便显露出来。而航空相片记录了瞬间的地面影像，任何地点所受雨淋的程度是一致的，航空相片反映了浅层地下的夯土分布，也勾画出地下古建的产状。在中东考古文献中，航空遥感应用极为广泛。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航空相片只用于军事测图，很难民用，我不可能在考古测量教学中添枝加叶。到了上世纪60年代北大进行毛乌素沙地综合考察时，经过向总参谋部申请，才把航空相片应用到城川古城、万里长城西段的遥感调查。从此，野外遥感制图成为我后来的研究方向。

2003年追记于中关园

（本文作者系毛赞猷，原刊于《东莞政协》2017年第6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供稿　伍雪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