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浩瀚的遗存资料”，此谓不确，说“繁多”尚可，可面对父亲大量的日记、论文、手稿、讲义……当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李炳球主任，电话让我为父亲写篇文章放到《李式金文集》里面时，脑中跳出的却是“浩瀚”这个词，且竟至瞬间产生无力表达的眩晕感。   

一个白茬木大箱子，父亲的，体积庞大，我幼时印象颇深。箱体被两道铁皮条箍着，早已泛黄了的白茬木箱面上用毛笔写着“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字样，是父亲辗转几所大学教书邮寄书籍遗留的痕迹。母亲曾说，父亲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来购书。父亲去世后，跟随父亲一生的几大书架专业书籍怎么处置，成了母亲的一个心病。父亲尚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曾是“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上海分会理事长的许逸超教授，已先行来河南大学，许伯伯后被划为右派很早病逝，家人将其书籍统当废品处理掉，成为父亲很深的一个隐痛。在我年幼的记忆里，不止一次听父亲对母亲唠叨，如他去世，这些书籍是不许卖掉的。  

患癌晚期，父亲在北京医院接受手术，想着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曾于病榻上写过一份遗书，其中一条就是对这些书籍如何处理的交代。遗书道：“余无积蓄，仅留下一些书籍，然一生遭逢动乱和坎坷不平，所余之书亦仅四分之一，如找得地学较好之人，可赠予之。” 母亲对父亲的书籍，始终如约去做，出于对父亲的深爱，她对父亲所有书籍，连极薄极小的册子，也不放过，统统加盖了父亲的印章，并一一登记在册。只是后来哥哥怕日后父亲的书籍成废品会对父亲不尊重，又执意将书籍里父亲的印章，用小刀从一本本书页上裁掉了。

母亲也故去后，思之再三，对父亲的专业书籍，我们兄妹决定捐出去。因儿女们都非地学业内人，并不识得“地学较好之人”，故思量后，将父亲的专业书籍全部捐赠于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想这里对地学该有更深入的研究。其时的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所长、后来的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占仓，曾是父亲的学生，副所长冯德显后为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所长，虽年轻也是河南大学地理系出来的，他们对故去的父亲十分尊重。捐书仪式郑重而感人。我至今仍非常感谢地理研究所的领导和职工们，记得资料室一个较年长女老师，还有随车到家里拉书的一个年轻女研究员，特意对我交代，他们会很好地保存这些书籍的。其时，张占仓所长曾认真地对我和二哥说：“我们可以为你父亲出书。”想着父亲堆积如山我又无力整理的东西，却没有回应。

2015年我在黄河迎宾馆开省政协会，恰与河南大学地理系现任主任即环境与规划学院院长秦耀辰（后知其为1982年毕业于河大地理系，应也是父亲学生）一起用餐，说到父亲过往的历史，秦院长说：“可为你父亲单设一个展室。”其时我正负责一个杂志社的工作，诸事繁多，又没有回应。今年退休，我给自己定的准则：彻底退出文坛江湖。想好好休息两年。我的计划是，开始做人生的减法，先把我自己的东西整理后减去，再整理父亲和家族的东西，之后慢慢减去。但一下却进入整理父亲东西的紧张状态。

先是父亲曾就读的清华大学，因一本书《12·9运动人物志》约稿，我要了解父亲曾经的经历，当有暇来做这件事时，已到了书稿结束的尾声，我只按其中之一要求在人物索引出处的地方，加进我曾写的《追忆12·9运动中的父亲》的文章题名权作了出处用；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地学系成立90周年要开庆祝大会，希望当年的清华学子后人捐赠和清华有关的东西，因此与清华档案馆李运峰主任联系上，李运峰主任专程来郑州，取走捐赠给清华的父亲在清华时的一些照片及当年12·9运动照，刊发有父亲论文的清华《地学集刊》，父亲读清华时的讲义，还有父亲患病期间，当年在清华同为学生会干事的姚依林给父亲的一封回信。  

面对突然从柜子里移出来，堆满书桌的父亲的日记、论文、手稿等等，我意识到该要郑重处置，这时想到了曾经对出书和设展室的两个没有回应（且不久前才发现父亲还确有两部完整的可能还待修订的书稿），虽续前缘不是没有可能，但毕竟已事过境迁。恰此时东莞市政协的李主任，通过东莞音协与在深圳大学艺术系任教授的二哥广达联系上我，谈到东莞市政协编辑出版“东莞学人文丛”事宜，其中将他们已搜集的父亲文章并编辑好初稿的《李式金文集》也列入了其中。李主任发来了文丛总序，《李式金文集》的样稿图片，及之前已出版的部分文丛书籍图片。

看到东莞市政协的此举，我着实感佩。因自己曾为河南的省政协委员和常委，曾期期收读《河南文史资料》，知道政协有编“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的工作。但像东莞以市政协之力，延伸“三亲”工作出版精装漂亮的系列文丛书籍，实不多见。当看到李主任发来的父亲文集目录，五十多篇文、六十多万字，文集中呈现的父亲文章的许多篇目，既为我们兄妹闻所未闻，在父亲自己所列的文章篇目中不少也未见有。诚如父亲遗嘱所言，一生遭逢动乱和坎坷不平，所余东西已不多……尤其，在后来得知，东莞市政协像大海捞针一样，在甘肃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图书馆等等地方，将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已泛黄的期刊、报纸，刊有父亲文章的页面，一张张影印再编排出来，唯有深深的敬意，又怎一个谢字了得！    

历史烟云中的父亲，就这样一步步向我走来。余存的父亲所有的东西，都被我搬出来，一一查看。那八十多年间的真实尘埃，也随着薄脆易碎的纸页翻动呛喉扑鼻，难以坐览，便站立翻阅。

因遵李主任嘱，要将目录中的标为红色字即尚缺的两篇文章，在父亲余存的东西中再查找一下。网上得知李炳球主任为东莞文史专家，后又知是学历史专业的，精益求精以专业精神编书，家人深为感动。因是查找遗缺，仔细翻阅，不觉为父亲的文章吸引。当年父亲到甘青康滇进行科学考察，在发表专业的地学文章之外，也记述了考察过程，如《青海南部旅行记》。现今从西宁到玉树驱车大约十多个小时的路程，当年乘骑需要一个多月时间。路途漫长坎坷，山地陡峭，马陷沼泽，饥饿寒冷雨雪交加，“食人”部落及土匪追踪，惊恐疲惫慌张拔帐篷……家里的旧相册中，一直存有一张极珍贵的照片，即当年父亲考察时，头戴瓜皮帽，身着皮猎服，脚蹬长筒靴的潇洒照。翻读此文，对当年父亲的考察才有了真切感知，也才知当年科学考察何其艰难。    

也因此，我才第一次细查到父亲的一本厚厚的《青康旅行记录》手稿，其不只是普通的文字记录，还有科学考察的要求，地理形态、气候、种族、作物、药材、币别等等，每页做各种数据及图示，相当惊异地发现，下面竟还有当日日志。这可是从未公开的近八十年前的考察青康的一日日亲历过程。如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四日：“雪颇大，马鞍上积雪盈寸，以手去雪，甚冷！因要赶路，故只得冒雪而行……”六日：“昨晚下雨雪，今早收拾帐幕时，重有百斤……”十一日：“一路西风仍甚冷，一路地甚沮洳，马陷泥泞中者屡矣，此面山上土壤微红，或为……或为红砂岩之崩解，不敢断定。时约十一时左右，见河谷两侧山上，均有人数十，似候吾人者，吾人大惊，以为强人来劫矣。用望远镜望良久，亦看不出究竟，但此时不能后退，只好决定前进……”十四日：“西南行，行二十里，尽是沼泽沮洳地，路上甚为难走，将抵最高山口，雪下纷纷。记得每到高山口，无不下雨雪……在这时候，又冷又饿，风雪打面，路泞难行……山口名查拉山口——为巴颜格拉山脉之一山口……”十五日：“早6：55分出发，寒暑表……计压……西北风吹得右臂很冷，加上毛袄雨水，也不觉暖……将到目的地，又甚沮洳，马落泥坑，险些把我翻倒。今日岩石与昨日差不多相同，多为砂岩，绿黑色……明日或可抵竹节寺，首先寺院或可得些粮食，及消息。后天到称多，乃可见人家。”

也是为出版《李式金文集》，我看到了李主任转来的从《河南当代人物辞典》《甘肃人物辞典》《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查得的父亲资料，才知道当年父亲多次科考的大致情形：1938年与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科学组组长的李安宅等到甘肃临夏办寒假讲习会；1939年，应拉卜楞司令黄正清之邀，赴拉卜楞调查以撰写拉卜楞地理志，其间与李安宅先生一道，到甘南草原跑了一个多月，又从拉卜楞到兰州，在兰州搜集了不少资料；此后，又纵贯青康，到甘青康滇诸省藏区考察。多次到甘肃拉卜楞进行地理考察和民族学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边疆民族风俗材料，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科考论文和文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