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二哥的顺风顺水考取北京重点大学又修了双学位的儿子，在网上搜寻资料时，竟搜出他爷爷李式金的资料：一个人文地理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骑乘考察甘青康滇。由此，我们做儿女的也才首次知道，父亲当年科考还刊发有大量考察论文产生影响。我因之开博，以志纪念。

不想，网络世界浩瀚广博，一位西北大学教师姚远（刚查得是《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博导，主攻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史）看到我的博文，欣喜备至，不但将我写的有关父亲的博文转载，还在博客留言：“您是李式金先生的后裔吗？”他请我与西北大学联系，提供父亲更多的资料。

虽知父亲当年29岁即被西北大学聘为副教授、32岁被台湾大学聘为教授，其他的我却知之甚少，更又忙于杂务，未即时回应（虽未回应却心存感念）。

随着整理父亲遗存旧物的细致沉入，一个鲜活生动的父亲越来越贴近地向我走来。父亲遗存的每一张纸片都成了宝物。而之前，不断有各种偶然因素，将父亲一次次从历史的烟尘中打捞出来，也使我强烈意识到：曾经的存在，终不会湮没！惜乎，时间又各种错位，当今年清华大学、东莞市政协诸事需要父亲的资料，却刚刚在去年10月，二哥搬家时处理掉了父亲存物的大半，那曾是二哥一趟趟从开封父母的家中辛苦背来的，只是都堆放在地下室，我们从未顾及打开过。现在我想，如果有一只父亲当年考察用的破旧手提皮箱（已弃掉）、一个考察用的旧德国相机（仍在）、大量泛黄的文论手稿（已弃掉部分）、大量的学术卡片（已弃掉）、多种讲义（已弃掉部分）、父亲考察的旧照、沿途拍摄图片……列入一个小展室，呈现当年一个地理学者的风貌，也未尝没有意义吧？  

现在，我保存的父亲的东西，以及在二哥搬家时匆忙挑拣出的父亲的部分东西，片片纸片都变得珍贵起来！

对父亲，母亲曾予之十几种昵称，我幼时曾用粤语像唱歌一样地把全部昵称串联一起吟唱着叫爸爸：“神仙儿”“长命鬼”“书虫”“风水先生”……虽惜父亲并不算很长寿，却够“神仙”。其实，这也明证着忠厚的父亲，心胸宽阔，一生乐观。 

1983年父亲患癌在北京医院手术，我和母亲住在了父亲的清华同学也是好友陈孔步伯伯家。陈伯伯给我看了当年他们在清华毕业时的同学留言册，竟看到父亲给陈伯伯的题字：“永远乐观！”此前，我对这四个字尚无什么感觉，如今回想父亲的一生，“神仙”和“乐观”，还真可洞见贯穿父亲一生的性情。

1969年，在政治大背景下，父母在灵宝深山被“斗、批、改”。一日批斗罢父亲回来，走至一悬崖边，批斗人员说：你不服气，可以跳下去！父亲后来在家的餐桌旁对母亲和我们兄妹说：我为什么要跳下去，我自信自己是没有事情的。也是在这当儿，父亲说自己是爱国的，学生时参加过“12·9运动”……一番忧国忧民之叹。

1995年，父亲病逝多年后，我曾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热带雨林》，因此文是唯一描述父亲形象和他生前生活的，母亲如与亲人相遇，看了无数遍，读之如餐。文中写父亲把家院弄成了热带雨林景致，常开心地在自谓的“曲径通幽”处，伏在凳子上翻译一些地学专著和资料。“文革”初期，扫荡一切，家院周遭的长竹篱被全部拔除，家院形如大马路任人经过。父亲夏日光着膀子着一泳裤冲凉，路经的本地人笑曰：“南蛮子又洗澡了！”父亲自得其乐。

冬日冷水浴，夏天游泳。父亲曾几次横渡开封的杨家湖。父亲的另一张潇洒照片，就是在厦门大学海边，着一泳裤背手叉腿站立的英姿勃发照。父亲还乐于参加校竞走比赛，并取得名次。

1983年，父亲在北京医院手术前所写的遗嘱中，首先提到的还是校系建设，希望学校方面要有战略思想，充实图书馆、实验室及外文书籍，重视国内外情报工作；希望系方面重视研究生的培养，研究室（如大洋洲研究室）要继续办下去，要有长久的野外实验室和教育实习基地……母亲看了喟叹，都这个时候了，还想这些。其实，不说父亲胸怀大局，在不讲个人主义的时代，心中无个人的事，也属常情。

许多年间，也因此，父亲极少说自己，极少说关于个人的一切。家族史无心触碰，科研的事是“白专”，无数的“运动”过关尚不易，更无暇谈自己。1983年夏季，父亲术后在家调理的一个日子，我从郑返汴，晚间陪父亲在河南大学院内缓步慢走。因我学中文，但毕业分配到省统计局工作，在综合处参与写全省的经济概况。父亲希望我专业对口，问我工作如何。我答：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努力吧。父亲瞬时驻足，脸现喜悦。夏日的月夜下，我见到了父亲脸上的光芒。“想不到我的阿青（我小名）还这么有思想。”——可叹，此乃我平生首次与父亲认真交流。父女间，从不曾深知！

清华大学毕业时，父亲面临几种选择。比如，到武汉弃笔从戎（这是父亲去世三十多年后的2015年，我应清华校友会前辈之约写关于父亲参加“12·9运动”的事情时，翻查父亲资料偶然从父亲自传中看到的）。其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介绍父亲到甘肃科学教育馆工作，其弟弟梅贻宝时任馆长。至此，父亲一生与地学有了更深的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同在清华学生会的蒋南翔介绍父亲去南京大学教书。同时，前面提到的许逸超教授力邀父亲来河南大学共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仍是聘用制，人员来去自如，因河南大学的地理系是重建，父亲期待可实践建系的一些想法，故选择来河南大学，当时工资尚由厦门大学开。

1953年至1956年，父亲为河南大学代系主任，负责建系的全面工作，包括师资、教材、图书、仪器设备与管理制度等等。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教授在几年前要撰写《我与河大六十年》一书知道了一点父亲的历史，说到某次见到曾为河南大学校长的李润田先生，一说到父亲，九十多岁的李润田先生即说我来河南大学是李先生（指父亲）介绍来的。原来父亲当年曾在东北大学教书，重建河南大学地理系时便将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润田介绍来系里充实师资力量。

在“文革”正盛时，一天，在校东门处正玩耍的我，远远看到父亲脖颈上挂了一大牌子，躬身拉着一大架子车泥土，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李式金。某日，十多个运动中的父亲的学生冲进家院，用架子车、竹床板，一车车抬走和拉走父亲的大量藏书、书稿、相册、有价值物（“文革”后归还了一部分）。武斗正烈的1967年，莫名与一批老教授被列入通缉令中的父亲，带着十几岁的大哥远达远避北京，暂住在北大教书的毛赞猷舅舅家。1972年暑期，父亲终于有暇首次带家人回东莞，我和姐姐婉宜见到了爷爷、广东名老中医李翼农和亲切的亲戚们，父亲高兴地带我们看莞城正举办的全国游泳赛事，并作诗曰：“万里离家远，廿年携女归，亲朋多不见，却喜故乡辉。”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父亲极度忙碌：审阅上海复旦的《中国历史地理》教材稿、北大的《世界地理》教材稿、黄委会《黄河简史》、本校的《世界自然地理》教材稿、本系多种论文等等；癌症发病前的一年间，除去多个本省、本校系的会议及专题讲授海陆起源与板状构造课程，已近70岁的老人持续高血压，又有白内障。1982年3月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气象局、商务印书馆，谈地理系研究生及留美方向诸事宜；4月到厦门参加闽台经济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5月到福州师大、杭州浙江大学办诸事宜；8月到新疆乌鲁木齐参加世界自然地理教材会；1983年1月，到上海参加中国人类学会议。去之前，他已觉身体不适，但因又一封电报催促，仍勉力参会，回来即出现症状。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谈到一些如父亲这样年近古稀的老人，改革开放后即兴奋投入事业，不少人很快身体不支患病。

1983年12月，离父亲病逝仅两个月时间。他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想这个月内，写完台湾人口自然条件，不知能否写完，计划每天要写500字。从今天做起。”这是当年9月父亲应《全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之台湾分册编委会之约撰写“台湾人口活动的自然环境”部分。之后，同月17日日记中写：“从黄河悬河谈黄土高原的治理，这是我很早要写的一个题目，写了一部分停下来……”

1984年春节，是父亲此生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一拨拨校系领导及同事友人到家里探望父亲。父亲精神稍好（也许是回光返照）又要购书，作为日后的科研、教学用。同时，家里收到一些问候明信片，他又写了不少明信片，也不觉得是最后的告别，仍然乐观着。明信片飞往全国多地的朋友处，飞往日本和大洋彼岸。

2月11日，春节刚过，父亲半夜病情突变，故去。此后，一张张回复的明信片飞来，一捆捆父亲邮购的书籍寄来。斯人已去。

故去多年后，父亲曾经的地理学成果渐渐浮现出来，父亲曾历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跟哥哥说，母亲和我们兄妹也算善待了父亲的存物，父亲九泉有知也会欣慰吧。

永执乐观精神的爹、老爸、父亲，亲爱的爸爸，我们永远爱您。

父亲当年的艰难科考，其人文地理考察的论文十分难得，不断为后来的学者作为研究边地的参考文献，尤值得珍惜。《李式金文集》的出版也具有了现实意义和价值。感谢东莞市政协。感谢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李炳球主任。“东莞学人文丛” 不但将福泽莞城，也给我们兄妹一个意外的惊喜。（2018年12月于郑州）

（本文作者系李静宜，原刊于《东莞政协》2019年第3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供稿　伍雪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