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初，我收到香港文史专家萧国健博士寄给我的一包印刷品。打开一看，竟是明代天顺（1457—1464）年间东莞人卢祥修的《东莞县志》，虽是残卷复印本，因能保存当时的文字资料，也弥足珍贵。萧博士在信中说，这个复印本是从日本一个图书馆复印回来的。虽然，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也是残卷（三卷）。在当时，对萧博士来说，可能在日本复印更容易，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复印机在国内还是稀有、新奇的办公工具。如果在北京复印，一元一张的收费，是很昂贵的。我当时的月工资是四十一元五角，奖金每月五元。我把收到萧博士寄来的《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残卷（三卷）复印本的这件事告诉杨宝霖先生，并把书拿给杨先生看，杨先生很高兴。要知道，那个时候去一趟北京有多难啊！他很感激萧博士为东莞做了一件好事。我写信把杨先生的评价告诉萧博士，于是，萧博士在百忙之中，又复印了两本，一本送杨宝霖先生，一本送东莞县图书馆。我用毛笔写了一篇送书缘由，附在送图书馆那本上，以便让查阅这本书的读者知道萧博士的善举。

据杨宝霖先生考证：《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残卷（三卷）是明刻清印本，证据有二：一、无避天启、崇祯皇帝讳，应是天启以前的刻本。二、文中把“大明”的“大”字挖去，把“胡人”的“胡”字挖去，填上黑方，意在不尊明，避清之讳。

《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虽然是残卷，只剩一、二、三卷，但保留了两篇序言，一篇是明初陈琏为自己修撰但未刊刻的《东莞县志》而写的《序言》，一篇是卢祥为自己所撰这本《东莞县志》而写的《序言》。从两篇《序言》中，我们知道，元朝（县令）郭应木修、陈庚纂的那本《宝安志》的刻版已毁于兵燹。而明初邑人庄恭、陈义修的那本《宝安续志》，又“记载疏略，览者病焉”。后来，邑丞周崇式屡请陈琏续修，书成，“适罗兵革而未锓梓”。又过了二十余年，卢祥在陈琏所修的稿本上“厘正而重修之”。可惜，今天我们只能见到这本《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的残卷（三卷）了。

萧国健博士是我看电视节目认识的。应是一九八二年间，萧博士在香港电视台做“百载香江”的节目，萧博士在节目中侃侃而谈，对香港史如数家珍。我在一九八一年六月认识杨宝霖先生后，正在其指导下研究地方史，因辖地沿革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对香港史有兴趣。因此，我顺手拿笔，把萧博士的身份记下，并冒昧地写信向萧博士请教。想不到，短短时间里就接到萧博士的回函，更感稀奇的是，萧博士是中山市人，而他夫人刚好是虎门大宁村人，姓谭。并且，他每年重大节日必陪夫人到莞。于是，我们成了文友。

萧国健博士一生从事香港史研究，有这方面的专著数十种。他目前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名誉研究员、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顾问（本地史、军事史）、深圳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名誉研究员、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海防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2006年荣获香港民政事务局嘉许奖状。

（本文作者系林杰，原刊于《东莞政协》2019年第4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供稿 伍雪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