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4月30日，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原作曲教研室主任苏夏因病医治无效在京辞世，享年96岁。2018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曾经组织“东莞学人口述史”项目小组成员前往北京专程采访苏夏教授。得知苏夏教授去世的消息，特整理刊登这一篇文章，回忆纪念苏夏教授。

苏夏，原名学衡，1924年出生于东莞虎门，1938年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41年在广东艺术专科音乐学校学习，1944年因战争转赴广西桂林继续抗战歌曲音乐创作，同年冬，又到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48年，苏夏毕业于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后赴上海参加新音乐社工作，1949年8月随中华音乐院部分师生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建院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教研室主任、教授。20世纪80年代，苏夏成为我国首批中国音乐学科博士生导师，全国仅有四名。

苏夏是20世纪下半叶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和音乐理论家之一，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任教几十年，他培养了沈亚威、施光南、徐振民、李西安、鲍元恺、郭文景、周龙、陈小勇、唐建平等众多优秀音乐家。

作为学者，苏夏治学严谨，对我国当代音乐创作和理论影响深远。他著有《实用对位法》《写对位》《歌曲写作教程》《和声的技巧》等理论作品和《论中国现代音乐名家名作》等文集，还负责主持了《马思聪全集》和《江文也全集》的编纂。

在音乐创作方面，苏夏早年写过抗日歌曲，1948年编写出版过新闻歌集。繁忙的教学工作虽挤占了许多创作时间，但苏夏的热情一直不减。他创作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舞剧之一《东郭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先后谱写歌剧《阿诗玛》、第一交响乐《边寨之歌》和电影《水上春秋》的配乐。后来，苏夏还写下了交响音乐合唱《血的课文》以及电视剧《故乡》配乐。

2005年，苏夏获得第五届 “中国音乐全钟奖·终身成就奖”。

动荡岁月

苏夏出生在东莞虎门的一个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生计原因而辍学自修。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十三四岁的苏夏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州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国民政府所属的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用画漫画、写标语和唱抗战歌曲的形式，动员人们救国。可以说，除了耳濡目染的广东音乐之外，苏夏学习音乐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抗战歌曲了。而后来的文字功底，也是从那时写壁报开始积累的。与此同时，苏夏还接触到了《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进步的政治理论书籍。

1939年夏末，苏夏跟随抗日先锋总队步行到曲江，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部队中任政工队队员。在工作中，他当过合唱指挥、演过话剧、办过画展，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1941年起，苏夏先在广东省艺术院念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班。一年后，广东省艺术院改为广东艺术专科学校，他又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在音乐系学习作曲。这就是苏夏最初受到的专业音乐教育。

1944年7月，日寇意欲进犯曲江。苏夏只好坐车南下，前往桂林，参加田汉为队长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宣传队。这期间，苏夏曾写过一首歌曲发表在重庆的《乐风》杂志上。考虑到这份杂志的主编陈田鹤曾写信要自己去重庆的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且生活问题也可以解决，已经辗转北上到贵州都匀的苏夏就和田汉谈了自己的想法，却遭到后者的“反对”。田汉劝告他说：“音乐学院是象牙之塔，脱离人民的地方。你（应该）到昆明去！”田汉最终还是尊重苏夏自己的意愿，并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郭沫若。这个决定，成为苏夏人生中的转折点，他后来就在音乐学院这所孤独冷清的“象牙塔”中，干出了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此后，苏夏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设在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跟随陈田鹤学习作曲。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学校无法上课，苏夏不得不投奔李广才在上海主办的中华音乐社。新中国成立后，苏夏和李凌、陈培勋、杜鸣心等人成为筹建中央音乐学院的开拓者。至此，从少年时代就动荡漂泊的苏夏，终于可以安定下来， 从和声课入手，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教师生涯。

因材施教

苏夏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有影响的作曲家。苏夏认为“因材施教”是作曲教学中特别值得提倡的重要方法。比如他的学生施光南，有着扎实的文化和民族民间音乐基础，在声乐作品写作方面具有突出潜质，而器乐体裁的学习和写作就显得相对薄弱。施光南的理解能力强，学习也认真，每次上课都做笔记。于是苏夏就从声乐作品入手，带着他分析和讨论各种风格、 体裁的歌曲范例，在现有的旋律基础上帮他整理、提高和发展。写好了旋律，树立了信心，再按逻辑分步骤地进行钢琴和其他器乐体裁的写作。

对于学生周龙，苏夏则采用了和施光南完全不同的教法。周龙虽然出生于艺术家庭，但由于“文革”的耽搁，大学前仅随罗忠镕学过一点和声。苏夏手把手地耐心给他分析作品，同时对他的写作采取了异常严格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作品核心的主题写作，往往是一看不行就重写。就是这个“痛苦的”重复过程，使周龙把学到的东西得以真正琢磨透彻，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年级时，周龙就写出了具有自我突破意义的弦乐四重奏《琴曲》。苏夏从周龙的学习过程中领悟到：开始“来得慢”的学生后来不一定写不好，作为教师，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引领和陪伴学生成长。

苏夏对周龙非常严格，对另一个学生郭文景采取的却是相对自由的教学方法。郭文景有演奏小提琴的基础和做乐队的体验，而且每次写作都非常认真，反复推敲，于是苏夏充分听取他本人的想法，仔细询问他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去琢磨其作品在音响上的可能性。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苏夏除了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有真才实学的作曲家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研室主任，团结教研室内老中青作曲教师，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作曲教学的正确方针，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例如，经他们多年教学实践的经验、由苏夏亲自执笔所制订的《作曲课教学大纲》曾要求：“低年级着重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力求使技术手段的训练与艺术修养的培养相统一。高年级在继续加强技术训练的同时，要更加强调学生的独立创造和艺术表现力，注意发展学生的创作个性……”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苏夏教授及教研室其他教师竖持贯彻执行《作曲课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方针、内容、要求，对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作曲人才功不可没。

苏夏认为，纵观古往今来的艺术发展史，任何有意义的艺术探索总是建立在牢固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和抱有明确的目标的，为了更多样地表达音乐内容，可以而且应该创造新的形式，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称之为“创新”。一个好的教师不单单是向学生传授一些知识和技能，更高的要求是应该做到“教书育人”，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系统地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还在文艺思想、艺术审美观方面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

春华秋实

苏夏风趣谦虚地把作曲教学工作称之为“职业”，把创作称为 “副业”，把自己的音乐评论则戏称为“票友”。他默默奉献、精耕细作， 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艺术成就。

虽说是“副业”，苏夏的音乐创作范围还涉足室内乐、管弦乐、合唱、歌剧、舞剧和影视音乐等领域，出版了《新民歌集》《苏夏钢琴曲集》《苏夏艺术歌曲集》《苏夏合唱歌曲集》等作品。

不论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小交响曲《献给边疆青年建设者》， 还是从教学岗位退休后创作的钢琴曲、艺术歌曲和清唱剧，都显示出一位老作曲家厚重的文化修养和技术功底，以及不为功利、不趋潮流、执着追求自己艺术理想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品格。

苏夏还出版了系列理论著作，如《实用对位法》（1949年）、《复对位法》（1950年）、《卡农曲写法》（1951年）、《歌曲写作》（1979年）、《和声的技巧》（1984年）和《歌曲写作读本》（2005年）等。从以上论著的出版时间就可以看出，这些成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音乐实践中陆续摸索积累的经验。除了教材，苏夏在《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现代音乐创作，特别是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评论和学术见解，其中的部分文论被结集成《论中国现代音乐名家名作》一书，于2005年出版。苏夏的文风朴实而观点明确，显示出这位老知识分子在治学、为人方面的严格标准。

苏夏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一部分学生中流行着一种轻视传统的观点，甚至排斥和反对民族音乐传统；对欧洲古典、浪漫派的典范作品及其作曲技术理论也认为是明日黄花。音乐创作的创新和探索应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进行，在创作中吸收国外音乐创作的经验，其中也包括现代音乐创作中好的经验，其目的是为了更丰富多彩地反映我们新时期的生活。”他曾指出：“我们的音乐创作和评论有许多流弊，其根源在于把音乐创作和政治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理解得太简单。”他呼吁：“应该写作家熟悉的，自己所见、所知、所闻的，应该相信作曲家能担负起人民所给予自己的职责。”

苏夏一生不但音乐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而且教子有方。创作《末代皇帝》电影音乐并荣获美国第60届奥斯卡奖“最佳作曲奖”的苏聪，是苏夏的独子，也是“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招收的首批大学生之一。儿孙绕膝的苏夏度过了一个平静幸福而充实的晚年生活，这是艺术和生活给予这位仁和老人辛勤一生的最好回报。

（文/伍雪平 整理  图/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