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14年3月曾出版了一本书《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同年被评为东莞市文化精品和广东省邮展大镀金奖，2015年获全国十佳集邮图书，2016年1月由东莞市委宣传部“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发行第二版，同年底该书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国际邮展获镀金奖。

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阻断正义国家对中国战略物资的支援和掩盖其在华的野蛮侵略行径，对中国实行了海、陆、空全方位的军事封锁，而不屈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的帮助下，冲破日军的封锁线，开辟出多条通往世界各国的邮路，保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对国外的通信联系。

前段时间，专门收藏东莞邮政史邮品的集邮家王晓强先生给笔者看了他收藏的22张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4月22日至1938年9月10日）广东省邮政管理局致邮政总局的广州到虎门港码头对外发运邮件货运单。参见图1，这个藏品的发现无疑为东莞的抗战史和中国的抗战邮政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1

《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介绍的邮路虽有很多，却没有东莞虎门的踪影。这条东莞虎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终于在中国全面抗战80周年之际为该书补上了新的一页。

王晓强先生还自费到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了与之相关的民国档案资料，是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邮政总局打给交通部路政司的报告，内容主要说日军对虎门往国外的邮件进行了水上通道的封锁，而改道利用广九铁路加车的方法运往香港，请示增加海运费用的问题。

为移请会签电令广九路局拨车运邮并按前交铁两部商定运价收费由

为移付事：案据广东邮政管理局虞电译称，虎门封锁，邮件拥积，广九铁路加车运输。要求按头等货价运输，应如何办理，请电复等情。据此，查邮件运价不论包用或加挂容间，每立方公尺每公里自1厘加为1.25厘。业经前交铁两部商定有案。此次广九路加车运邮，似应查案办理。兹拟具部电送请会签退下以便呈部判行为荷。此移

路政司

附一件

邮政总局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

这些货运票单的背后又是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虎门是南中国的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间有一种说法：“欲得广州，必先得虎门。”

说到虎门（参见图2），首先看一张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在1935年测绘印制的军事地图（左下局部）。在这张地图上详细地标注了珠江入海口的各个岛屿的位置，并特别标注了日军将从各机场轰炸香港和澳门的飞行距离、角度和座标。在这张图上也明显地标注了虎门（日军标注的名称为虎门寨）。说明日军在1935年就已经着手珠江入海口这个战略要地的入侵计划了。

图2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行动。仅仅过了一个月时间，8月13日日军又从上海开始入侵行动，矛头直指中国当时的国都——南京。

京津沪沦陷后，广州和香港的对外港口地位马上凸现出来。

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总经理处”（次年9月迁到昆明），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国际军运机构。主任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任，后由宋子良接任。该处以“办理国际运输”为基点，实际主要是接运英美等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物资。在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连通后。该处又在香港、长沙设立办事处（后改为分处）。后来又在新加坡、加尔各答、卡拉奇、汉口、常德、衡阳设立分处和支处。形成了中国当时包括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在内的输血大动脉。卢沟桥事变后，各国援华的军用物资有75％是从广九铁路运入内地的。作为交换的物资如矿石、茶叶、桐油也是从这条铁路运入香港，发向国外的。当然这些进出口物资里也有各种进出口的邮件。

据统计，仅1938年1月至10月从香港运进内地的货物就达70万吨，出口货物约7.6万吨。

中国通过广九铁路运输军火的消息当然瞒不过日军，日寇对这条“输血大动脉”恨之入骨。日本海军在卢沟桥事变不久就陈兵珠江入海口。从1937年8月18日开始日本军机就飞入虎门上空。8月19日开始轰炸虎门。1937年9月14日日军还派军舰突袭虎门，中国海军奋起还击。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四”中日虎门海战。中国军民通过军舰和虎门炮台的交叉火力，最终打退了日本海军的进攻。

之后他们就派飞机轰炸广九铁路。东莞石龙南桥旧址是广东省内现存最早的一座铁路桥，于1907年8月动工，1911年3月完工。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军对广九铁路进行频繁轰炸，时至今日，旧址钢梁杆上仍留有多处中弹的痕迹。其目的就是要切断这条交通线。

中国对外邮路在东北和京津沪被日军封锁后，造成中国通往世界各国的大部分邮件（不光是信件，还有大量的邮包）只能通过广州经香港寄往世界各地。造成广州的对外邮政业务猛增。广州此时通往香港的交通只有两条：一条是广九铁路，一条是通过珠江用轮船运往香港。由于战争的原因，铁路先要保证军需物资的运输，还有大量的难民和一些物资开始涌向香港，造成广九铁路人满为患。广东邮政管理局为减轻广九铁路的压力以及保证邮件的安全，就釆用通过水路运送邮件去香港。具体方法是：先用轮船将邮件从广州运到东莞虎门，然后由英方的驳船从虎门运到香港。

由于日军在1938年2月对珠江出海口实行了全面封锁。连英国的驳船也禁止通行，造成虎门港的邮件拥积。当时每天从虎门经转的邮件有多少？目前无法统计。但从王晓强先生收藏的22张货运单的统计可以得出一点眉目。

22张货运单中共有富升、定升、贵生、恒生、泽生、德生、祥安和加应号等八艘货轮运输邮件，共显示了15天的邮件运输情况。其中的1938年5月7日这一天，就有泽生号货轮运（送了两次：1422包、166包）、定生号货轮（735包）、祥安号货轮（581包）三艘轮船共运送了2904包邮件（这些还是不完全的统计），15天共运送了20958包邮件。

运送的邮包有多大，每包能装多少信件，我们无从知晓。但据《中国邮政事务总论》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年度邮政事务年报中对邮袋的记录：“本年度所需各种帆布袋，原系招商投标，交由华成、利亨昌及安乐棉织厂三家立约承办，嗣因华成及利亨昌两厂受战事影响，厂屋被毁，营业停顿，二十七年三月间又重行招标，交由安乐及合昌两家承办。本年度发给各区邮袋共计五万九千四百零二条。”从这个数量来衡量15天里广州运送到东莞虎门港出口20958包的邮包数，就可知当时邮件量有多少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的对外通信邮路在北方已基本被日军截断。图3的信是1937年从美国西雅图寄到中国河北省临明关的，此信从1937年10月6日从天津进口，由于当地战火纷飞、信件无法投递。但信件已无法从天津退回美国，并且日军的铁蹄已踏入当时最大的对外邮路出口上海。结果此信件先转至河南郑县（后改为郑州市），又于1938年3月22日退至广州。这类邮件在当时应该是很多的。

图3

在广州的邮件又怎样转至国外呢？由于英国对日本侵华保持中立，故日军还不能对英国占领地香港釆取军事占领行动。所以中国只要将邮件送到香港，英方就可以将邮件送往世界各国。

原先集邮界一直认为这段时间中国的对外邮件是从广州走广九铁路送到香港。而王晓强先生收集到的货运单证明还有一条从广州——东莞虎门——香港的对外水路邮路。

图4

参见图4，1938年4月22日的货运单。上面的文字是：

蒙委运往虎门付富升公船出口驳费列

邮件共〡〨〢〣（1823）件，共该国币弍佰伍拾伍元弍毫弍先正

此致

运输组台照

陈佳(盖私印)

四月廿弍日

（单上贴6分税票）

这里邮件数用的是“商码”，这是我国旧时表示数目的符号，也叫草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些公文、契约、账表、官贴中涉及到数字时，往往会出现如下的组合数码。和汉字、阿拉伯数字的对应商码是：

商码： 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十

汉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大写：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阿拉伯： 1 2 3 4 5 6 7 8 9 10

这些数码至今还偶尔会在香港的金行等一些商行出现，而在内地早已绝迹。目前只有研究侨批和古契约等人员尚能看懂。其他现代人看这些商码如同看天书一般。

从对22张税票的分析可得知：

这些邮件都是从广州先运到东莞虎门，再由虎门走水路运到香港的。由于日军封锁而从1938年2月至10月期间改为将邮件从广州用船运到虎门，再从陆路运至石龙，然后搭火车运到香港。

从货运单也可以看到，这条对外邮路一直是由邮政总局和广东省邮政管理局直接操控的。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同日，广九铁路的一段铁路桥被日机炸毁，使列车服务全面停顿。10月21日占领广州，图5是日军占领广州后的第一份战报。图上的广州已是一片火海。

图5

10月22日晨，进攻广州的日军一部又杀回东莞虎门要塞。日机组队轮番轰炸虎门要塞，投弹1000余颗。日舰16艘同时炮击沙角炮台。与此同时，日军从虎门的南沙鹿颈村和大角炮台全面进攻。中国军队经顽强抵抗，10月23日在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宣布弃守后，虎门沦陷。

广州和虎门的陷落导致珠江出海口的对外邮路被日军彻底切断。但这段东莞虎门的抗战邮政史已载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史册。

图6

■参考资料：

1、《中国邮政事务总论》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年

2、《东莞抗日实录》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

■作者简介：

沈敦武，祖籍浙江诸暨，现任孙中山邮票研究会副会长，2017年当选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2005年退休前为东莞一家大型外资企业的厂长，退休后主要从事抗战时期的邮政史研究，并从这个角度诠释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收集邮票以及相关的抗战文物上万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出版专著《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烽火耀百城——百城版孙中山像普通邮票研究》。

（本文作者系沈敦武，原刊于《东莞政协》2018年第1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供稿　伍雪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