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翼农（1890-1984），广东省东莞莞城县后坊人。广东省名老中医。1905年学医，1910年行医，业医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东莞中医公会会长、理事长。1962年和1978年两次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光荣称号。1980年被评定为主任中医师，并担任惠阳地区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东莞县中医学会名誉会长。

如果在东莞提起有个中医“李大剂”，上年纪的本地人几乎都知晓其人。“李大剂”是李翼农的外号，今年适逢李翼农诞辰130周年，借此文以缅怀我们的父亲。

父亲出生于1890年农历四月十六，是莞城镇县后坊人。15岁秉父命拜东莞名医袁仰山门下学医，他一边熟读中医经典，一边跟师临证诊病，20岁出师在大朗蔡边乡行医，辗转去过广州、香港，4年后回到莞城。民国时期莞城有两次流行鼠疫，很多医生惧其传染迅猛，纷纷搬去外地。父亲以驱疫济世为己任，不但没有走，还免费为贫苦病人治疗，亲自买药赠给老百姓，一时传为佳话。有史料记载，当时东莞县县长邓寄芳对父亲评价甚高：“活人无算，群推为吾邑中医之雄者。”

一九四九年前，父亲在《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等报刊连载《伤寒存津液论》《运气不足凭证》等几十篇论文；新中国成立后，他总共发表中医论文、验案33篇，并著有《外感温热篇浅释》《麻疹学论著》和《鼠疫临床札记》。而让父亲声名远播的是他1959年在中医刊物上与全国中医泰斗蒲辅周进行学术争鸣。适逢那时候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北京中医学院的著名老中医、中南海的保健医生蒲辅周在《中医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治疗麻疹病的论文，父亲读后觉得蒲氏观点有不妥之处，便写了《与蒲辅周先生对于麻疹辨证论治问题的一些商榷》一文，在《广东中医》发表。蒲辅周随后写了《与李翼农先生关于麻疹辨证论治问题的一些商榷的商榷》作回应，父亲认为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跟着又写了《与蒲辅周先生关于麻疹商榷的再商榷》，于是两人在中医界展开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学术辩论。此后，父亲的学术观点逐渐受到重视，广东省卫生厅邀请他参加全省中医验方验案的审阅工作，并协助广州中医学院编写教材。当时广东中医流传这样一句话：“李翼农批论文是铁笔批卷，他批了没有人敢再批。”

父亲外号叫“李大剂”，是因为他在用药方面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味数多，分量大，一张处方二三十味药，一味药用二三两，最多达一斤半。他用这种“大剂量疗法”，治好了不少危急重症。父亲曾经跟我们讲起一个病例，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医院会诊一名乙型脑炎患者，病人是16岁的中学生，父亲认为药方对症，而疗效甚微的原因，乃药量不足，建议原方加大石膏用量，可用半斤以上，医院接纳他的意见，病者服药后转危为安。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个莞城下水巷的女病人，高热烦躁，腹部胀满疼痛，曾去医院就诊，当时医生不敢给她做手术，回家后症状加重，神志模糊，家人只好抬来找“李大剂”。父亲询问得知，患者近10天未排大便，认为是“阳明腑实”之证，用3两大黄配药，病人仅服1剂，排出一盆脓血恶臭大便后，热退痛减，神志转清，再用中药调理至痊愈，现在已随女儿去了澳大利亚定居。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卫健委和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清肺排毒汤”得到广泛使用，据报道救治确诊病例有效率可达90%以上，他的孙子上网查得此方由5个经方相合而成，包含21味药，不由感慨道：“这也是大剂量疗法，竟与爷爷不谋而合。”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看病没有固定时间，病人随到随诊，从未嫌烦。即使下班回到家中，只要有人求医，不论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不分白天黑夜、酷暑严冬，他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一个住莞城旨亭街尾卢姓妇人，对父亲的医德赞不绝口。当年她的幼女患时疫“白疹”，危殆时请数医来诊不敢下药，已有放弃之念，她的邻居刚好找父亲看病，随口告知此事，父亲怜其孤儿寡母，遂亲自上门诊治，经半月治疗方愈。她逢人便说：“古语有云：医不叩门。李先生反其道行之，真是大医有大善啊！”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批斗。1966年7月某天晚上，我们见他脖子挂着一个“地主分子”牌子，被造反派押送回家。一番搜屋后，造反派临走前还高声训斥道：“不准你出门，不准替人看病，老老实实改造，低头向人民认罪。” 就这样，父亲被剥夺了行医权利，从此在家闭门看书，摘抄验方，整理以前的医案。有病人上门求诊，起初都被他婉言拒绝，后来经对方多次请求，父亲让患者回大队或单位写来证明，确认他们自己主动要求诊治，然后帮患者看病。直至1971年10月，社会秩序逐渐开始恢复，父亲才回到医院工作。虽然在无情岁月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深知病人的痛苦，总是面带慈祥，认真为每个病人治疗，把自己的荣辱得失早已放到一边。

父亲生活十分简朴，他不吸烟不饮酒，对看戏也不感兴趣。他买了许多专业书籍，也订阅多种医学杂志，读过的文章都加以圈点，写上眉批或评语，有用的还摘抄下来。我们经常看到他晚上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看书、写文章。父亲的作息很有规律，一般夜晚9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每日早起他都会拿两个桶，到附近水井挑水回家，灌满两大水缸，自谑“古有陶侃运甓，今有翼农挑水”。父亲一直都是步行上下班，甚至到同沙水库疗养院给疗养员看病，也是星期一早上徒步去，星期六晚上徒步回家。他71岁那年夏天因雨湿路滑，不慎摔伤膝盖，愈后仍拄着拐杖早出晚归。朱敬修老先生（原广州中医学院教导主任）得知此事，曾来信问候他，信中赋诗写有一句“小蹶未须愁骥足，笑公好挂杖头钱”。父亲生性豁达，对古诗文有研究，当兴致来了，他在家一边吟唱诗词，一边敲桌击节，自得其乐。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可惜斯人不在。每年春节，他都会铺纸磨墨，自己动手写春联。记得小弟出生那年，父亲作了一联张贴：“兰芽竞秀随春长，桂蕊生新喜晚荣。”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小时候就给我们讲“司马光砸缸救人”“孔融让梨”等故事，教育儿女要助人为乐，做人要谦让，也会抄写不少古诗词和自编中医汤头歌诀让我们背诵，希望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父亲是个孝义之人，虽然当时工资微薄，要养活一大家子，但他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钱接济他的继母和大嫂。通过言传身教，他的治学态度和品格深深影响了后人。二哥李式金是清华大学高材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骑乘考察甘青康滇，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地理系教授，一直远在他乡工作，也坚持从每月工资中寄钱给父亲帮补家用。

父亲热心培养后学，希望下一代能胜于前辈，经常教导徒弟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下真功夫，必须“多读书，多临证，方得其道”。父亲早期在莞城振华路“平安堂”余锦的药店坐诊，1953年黎汝铨要求跟他拜师学医，后来改在振华路租了“鑑文楼”陈子辉半边铺位作为诊室，同时授黎汝铨中医学知识。1958年后，黎汝铨在莞城卫生院工作，逐渐在当地享有声誉。孙康泰是1962年广州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他跟随父亲学习多年，工作出色，曾先后担任东莞市中医院院长、东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父亲也当过几届中医学徒班的上课带教老师，他的学生遍布珠三角及香港等地，不少已成名医。时至今日，我们这一辈和他的孙子也有多人从事中医工作，竭力造福患者，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也会倍感欣慰吧！

父亲一生从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直到1984年10月18日病逝。他去世前几天，还坚持在家看门诊。“悬壶济世，道德文章留橘井；救死扶伤，回春妙手誉杏林”，这正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李锡杰 整理  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供稿）